作家之间的影响和借鉴，继承和创新，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。其中较为极端的一种，便是某部久为流传的作品，被后来的作者仿效，后者并不避讳读者会发现此点，恰恰相反，他正是执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为此而调动起诸种手段。我们这里排除了题旨、风格、趣味的相似或者因袭，那容易流于泛泛之论，而完全指的是那种具备可触可摸特质的影响方式。
君特·格拉斯的《铁皮鼓》，被誉为战后西德第一部产生了世界影响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以主人公奥斯卡的流浪经历展开，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，展现了30年间的德国历史，表现了纳粹从兴起、猖獗直到失败的过程，以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腐败。作者1979年访华时，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，自称是“流浪汉小说的继承者”，是“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继承者”。这个对我们陌生而拗口的名字，在整个德国却是广为人知。他的《痴儿历险记》（我读到的中译本名为《痴儿西木传》），是一部被文学史家誉为“德国十七世纪文学高峰”、并在300年间广为流传的作品。如果读过这两部书，就会明白格拉斯所言不谬。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何其相似：一个是供人耍弄取乐的宫廷小丑，不懂世故，天真地相信生活就像基督教教义宣传的那样，自然处处碰壁；一个是三岁起自愿停止长高、以便不与成人世界沆瀣一气的侏儒，与一只儿童鼓朝夕相伴，到处流浪，阅尽畸形世态。小说借这样迥异于常人的主人公之口展开叙述，便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视角，通过怪诞和扭曲的方式，将生活中的虚伪荒谬揭露得充分淋漓，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抗议。在语言表达上，都有意识地追求俚俗粗鄙色彩，尤其是在格拉斯的小说中，充满挖苦、反讽、夸张等闹剧因素，悲剧和喜剧、惨痛和滑稽杂糅并存，以作品风格的混乱不堪来摹拟现实世界的疯狂状态。
无独有偶。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图尼埃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《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境》一书，便是一个全新的鲁滨逊故事。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，在黑人“礼拜五”的熏染和帮助下，充分感受到“野蛮生活”的乐趣，再也不愿回到文明世界中去，在他看来后者充斥着耗损和破坏———这和笛福原著的人物关系和题旨都完全相反。这种变异透露出的，是当代西方人对物质和技术畸形发展的疑惑、忧虑，和复归自然的精神取向。人与动物、树木和大地的关系，神秘的象征，难解的迹象，本体论意义上的玄奥……被批评界认为是根据弗洛伊德、荣格和列维－斯特劳斯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改写了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一个本来十分陈旧的荒岛故事，经过点化，便折射出现代意识之光。
从类似上述两部小说这样的明显相似中，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个后者模仿前者的印象，而这点似乎和观念中的独出机杼的艺术创造品格错位。但细想一番便会明白，这其实正是作家的狡黑吉之处。正如同许多知名的商标品牌本身就很值钱，名作的那些人物、故事、结构等，因其流传的广泛，早已经家喻户晓。这本身就已是一种“无形资产”，具有颇高的“含金量”和“美誉度”。因此，从它们之中脱胎而成的东西，就容易使读者感到熟悉、亲近，易于进入，间离感更弱。说它是一种讨巧之法，似也未尝不可。但这巧也不是好讨的，不是说和某某名作似曾相识，就必然带来成功。关键不是像，是同，而是同中之异。某个已广为人知的人物，却表现出新的品格，原本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却演绎出另外的结局，牢固的内在框架结构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断裂……总之，加入了全新的内容，包涵了大相异趣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向度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、自足的生命，而所有这些并非违背艺术的内在规律———只有这样的才值得赞许。这种把陈旧的题材翻新的本领，可谓借腹怀胎，借他人之旧瓶，酿他自己的新酒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它也是检测一个作家的水平的尺度。或者是得点化之妙，推陈出新，蓦然一片新境界，或者相反，弄巧成拙，不免落个东施效颦的结局。
因此，许多作家并不讳言这种相似，它也丝毫无损其创造的品格。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是受果戈理同名小说启发写成的，从主人公形象到叙述形式，都有着明显的对应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纪德，其影响巨大的《人间的食粮》中，那位以导师身份出现的梅纳尔克，很容易令人想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。不但其主张个性的绝对解放的内容，简直是尼采哲学的形象版本，甚至主人公的口吻，如在结尾时对其弟子纳塔纳埃尔的训言“抛掉我的书吧，离开我吧”，都会让人想起尼采笔下的呼喊———“现在我教你们丢开我，去发现你们的自我……成为你自己！”但它们又是不同的。果戈理寓社会批判于幽默夸张，意在揭露俄国专制制度下人与人间的不平等；鲁迅则假借一名迫害狂患者之口，对“礼义之邦”实乃“食人民族”的旧社会大加鞭挞，那种忧虑悲怆全然是中国的，是一颗反封建先驱者的灵魂呐喊。其内涵之深刻，情绪之愤激，色调之冷峻，言辞之激烈，都远远超出前者。而在纪德，感性的张扬本身便是一种目的，是他的美学。他在这个领域的创造是独特的，其所达到的酣畅淋漓，是前无古人的，即使舍弃掉他珍视的理念内涵，也是完全自足的。那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重量级，虽然朝着另外的方向。
被当代人改写后的故事，往往成为映现当代人生存图景的一面镜子，他们的趣味和美学，英勇或者怯懦，光荣或者困窘，一览无遗。然而十分遗憾，我们看到的每每令人扫兴。这方面走得更远的，当属当代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的小说《白雪公主》。这部曾获美国“全国图书奖”的小说，借用了格林的同名童话。童话中纯洁美丽的白雪公主，在小说中仍然是头发黑如乌木，皮肤洁白如雪，但每天忙于打扫煤气灶和刷洗烤箱；也有七个男人，让人想到那七个可爱的小矮人，但他们却是制造东方婴儿食品的商人；王子保罗是以一名自命高贵的失业者的面目出现的。场景也已从华丽的宫殿和梦幻般的森林，转移到当代的城市生活中，汽车、商业、吸毒等构成了故事的氛围。最后，公主得了性病，七个小矮人靠刷洗楼房发了财，所谓王子最后也在一堆绿沫中死去……巴塞尔姆用嘲讽的笔调，揭示了现代生活的丑陋芜杂，人心的庸俗不堪，宣告了童话在今天的破灭。它正是物欲至上的资本主义原则下社会生活的变形写照，反映了当代人的精神危机。通过人人熟知的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背景和共同记忆的故事，来表达新的主题，无疑如同黑白色调间的对比，会产生反差强烈的戏剧性效果。
既然说到戏剧性，不妨再举出一个这一领域内的例子。与前面提及的带有现代派乃至“后现代”意义色彩的作品相比，我国的川剧艺术家魏明伦的《潘金莲》，则完全是出自正面的思想启蒙，某种程度上令人想到欧洲文艺复兴时“人的解放”的精神呐喊。但其题旨的表达，也是通过对原有故事的颠覆。背负了几百年淫妇恶名的潘金莲，在剧本中完全成了追求爱情和幸福、向往个性自由的新角色，她之勾搭武松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评价，令人想到英国作家劳伦斯《恰特莱夫人的情人》中的女主角。曾有论者撰文，谈及作家未免急于阐述理念，而使故事成为了附庸，损害了艺术的独立与完整。这批评颇有道理，但你还得承认，对于以打动感染人为目的的艺术来说，这种翻案文章式的做法，比起新起炉灶，效果确实要好得多。就好比看到魔术师将美女变成野兽，台下的观众难免大叫一声：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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